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国民经济数据，除GDP增长5.2%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我国的人口数据：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

  未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如何？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和影响？近年来，全国多地正在积极推出各项生育支持政策，如额度不断提高的育儿补贴；时间不断延长的产假、育儿假等等。那么，什么样的生育支持政策才能起到实效？对此，17日，海报新闻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

  “从今天开始想方设法地提振生育率，解决的不是未来三五十年内的人口问题，而是解决更长远的30年、50年以后的人口快速减少的问题，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原新表示，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最初时期常伴有人口增减交替的波动。按人口规模性变化和“三年疫情”影响，2023年人口负增长比2022年更甚，2022年为-85万人，2023年为-208万人，但2024年，生肖龙年和“三年疫情”之后生育反弹，人口负增长可能会缓和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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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总量未来将长期保持下降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3》（下称“报告”）提出，近12年来，中国先后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和人口总量达峰两个重大转折点，当前我国的人口总量已处于峰值期，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保持下降趋势。

  报告称，中国人口减少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结果，但中国工业化速度更快，导致人口减少也出现得更早。机构普遍预测，到2035年中国总人口在14亿人左右，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在13亿人左右。

  原新在接受海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2022年是我国人口负增长起始年，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负增长最初时期常伴有人口增减交替的波动。受“三年疫情”、育龄女性减少、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迟婚迟育甚至单身不育等现象的影响，2023年的人口负增长比2022年更甚；

  “2024年受生肖龙年和‘三年疫情’后生育反弹的影响，人口负增长也许会缓和一点。”原新谈到，但是，长周期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木已成舟。

  原新分析，未来30年，无论生育率水平高与低，总人口减少的速度相对温和，但是总人口远期的减量却十分剧烈，这是人口发展规律。他强调，后天的人口问题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着手干预，绝对不能等到明天才动手，解决人口问题必须要有足够的提前量，要有远视和全局观。

  主动适应人口发展新形势

  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所引发的人口总量减少，将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人口变化？

  “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所形成的一系列的人口现象是长期的少子化和长寿化的人口发展的规律使然，如果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素匹配，就不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如果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就一定会形成问题和挑战，这是老龄社会问题。”原新表示。

  原新认为，从应对的角度来说，应有观念的更新，要树立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观念。他提出12个字：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

  “既然整个社会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呈现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的情形，我们会长期生活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环境中，那就应该主动地去适应这种变迁，要充分认识和挖掘新的机遇。”原新解释说，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积极地应对老龄社会和人口负增长所产生的一系列的挑战，直面困难，要想方设法去应对。

  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生育率提升是缓慢过程需要长期努力

  近年来，多地都在探索各类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包括建设普惠性托儿所幼儿园、生育津贴等经济支持、产假延长、陪护假设立等等，还有的地方开始探索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等支持政策。此外，从环境塑造方面来看，提出了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为多生孩子的家庭创造家庭支持、社会支持、政府支持的友好舆论环境。

  无论是中央的生育支持政策还是地方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是不是就一定能够产生很好的生育效果？对此，原新坦言，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人说我们投入的太少，经济支持力度不够，但是现实中去看一下 OECD 国家（经合组织国家），例如一些北欧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10年、20年当中，关于生育友好的家庭支持公共政策的投资甚至已经占到了整个GDP的3%左右，但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回升，当然也没有降到更低水平。”原新提到，投入在生育、养育、教育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对于家庭生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应该看到间接成本以及影子成本。比如文化的改变。

  他表示，现在60岁以上的人们，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氛围。上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他们人生中所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年龄段的收入水平，大概也就是两位数的工资水平，而且那个时代双职工的家庭也不多，但当时的生育率高达6以上，城市平均生育3-5个孩子，农村平均大概生到6-8个孩子。那个时代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从旧中国过来的农民，他们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换句话说，挣两位数的工资要养活三代人且家庭人口数量众多，相对于两位数的工资收入而言，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多生？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观念所决定的，大家庭的文化要传宗接代，要养儿防老，要增加家庭劳动力，普遍认为一生当中不结婚不成家，似乎人生不完美；成了家以后不生孩子，会认为家庭不完整。所以在这样一个文化驱动之下，实际上即便是经济收入很低，他们也生了很多孩子。

  “但是到今天生育的主体是90后和00后，参加工作的收入至少在四位数到五位数，几千到上万的收入相比于今天的房价和生养成本等各个方面来说的确也不算很高，但是相对于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来说，相对性收入还是很高的，可他们为什么只生一孩甚至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了，有的甚至连婚都不愿意结了？”原新认为，这是文化和观念的改变，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更多强调自我的文化中心，以自我发展为核心。如果说上一代、再上一代人，他们的生活是为了家庭的孩子，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中心的话，那么这一代年轻人现在更多的是强调自我的发展，自我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活动。如果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了自我的发展，那可能真的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包括婚姻家庭，也包括生育孩子。

  原新坦言，文化的改变不是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当中就能够变化的，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不要期盼着生育支持政策到位生育率就一蹴而就地提升，或者说在短期内有明显的提升。提振生育率是一个慢变量，生育率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提振生育率，我们需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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